弗兰纳里·奥康纳:最后审判日

坦纳正在养足气力,好起程回家。他打算尽可能步行上一程子,其余的路就托付给上帝去安排。那天早上和前一天早上,他让女儿给他穿衣服,把那点儿精力也保存起来。现在,他坐在窗口那张椅子上——蓝衬衫在领口那儿扣好,外衣搭在椅背上,帽子戴在头上——等着她离开。在她走开以前,他没法逃走。那扇窗子望出去是一堵墙和一条胡同,胡同里洋溢着纽约的气息,就是适合于猫儿和垃圾的那种气息。几片雪花飘过那扇窗子,可是它们太薄、太稀疏,他那衰退的视力根本看不见。

女儿在厨房里洗碟子。她磨磨蹭蹭地做着每一件事,一面自言自语。当他初来的时候,他曾经回答过她,但是那并没有必要。她生气地凝视着他,仿佛说,他虽然是个老傻子,还是应该有一点儿头脑,知道不去回答一个自言自语的女人的话。她用一种声音问,又用另一种声音回答,他昨儿让她替自己穿衣服,节省了一些精力。用这股精力,他写了一张便条,用针别在他的衣袋里。万一发现本人死亡,请采用收到者付款的快运办法将我送交佐治亚州科林思的科尔曼?帕朗姆。在这下面他继续写道:科尔曼售却我的所有物,偿付我的运费和殡葬费。多余的钱你可以留着。T.C.坦纳启。留在你现在呆的地方。不要让他们说服你到这儿来。这不是个好地方。坦纳又及。他花了半个多小时才写好这张纸。他的笔迹抖抖嗦嗦,不过耐心细看,还是可以辨认出来。他用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来控制住手。等他写好以后,女儿去取了食品,又回到房子里来了。

今天,他准备好了。要做的事就是把一只脚跨到另一只前面去,直到他到了门口,走下台阶。等他走下台阶以后,他就要离开这一带。等离开这一带以后,他就叫一辆出租汽车,到货运场去。有个流浪汉会帮他乘上一辆货车。等他上了货车以后,他就躺下休息。夜晚,火车就要出发驶往南方。下一天,或者不如说下一天上午,不论死活,他反正回家了。不论死活。重要的是回到那儿,死活倒不重要。

倘若他有头脑,他在到后第二天就走了。要是更有头脑,那么他就不会来啦。两天以前,他听见女儿和女婿早餐后彼此告别时所说的话,才变得不顾死活的。他们站在前门口,他出门去三天,她送他动身。他驾驶一辆长途的流动运货车。她一定是在把他的皮软帽递给他。“你应该自己买一顶帽子,”她说,“一顶真正的帽子。”

“整天戴上坐着,”女婿说,“象他坐在里面那样。是呀!他做的事就是整天戴着那顶帽子坐在那儿。整天头上戴着那顶该死的黑帽子坐在那儿。坐在屋子里!”

“嗨,你连顶帽子也没有,”她说。“除了这顶有护耳的皮软帽以外,什么也没有。有点儿身份的人都戴帽子。其他的人才戴象你这样的皮软帽。”

“有点儿身份的人!”他嚷起来,“有点儿身份的人!这叫我好笑!真叫我好笑!”女婿生着一张满是横肉、十分愚蠢的脸,加上一个北方佬的嗓音。

“我爹可要在这儿住下,”他的女儿说。“他也活不了多久啦。他是个大人物的时候,可是个大人物。他除了为自己,一生从来没有给谁干过活儿,而且还有人——其他的人——给他干活儿。”

“是吗?他找来替他干活儿的全是黑人,”女婿说。“就是这么回事。我自己也找过一两个黑人来替我干活儿。”

“你找来干活儿的是北方的黑人,”她说,声音突然变得很低,因此坦纳不得不探身向前,好听清他们所说的话。“用一个真正的黑人,很需要有头脑。你得知道怎样去管理他们。”

“噢,这么说,我没有头脑罗,”女婿说。

坦纳突然,很偶然的,对女儿有了一种亲热的情感。每隔一阵子,她总会说上一句话,使人认为她有点儿识见储藏在哪儿备用。

“你有头脑,”她说。“可你不常使用。”

“他看见一个黑人在大楼里,就中了风,”女婿说。“她还告诉我……”

“别说得这么响,”她说。“他中风可不是因为这个。”
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你打算扯他葬在哪儿?”女婿换了一个话题,这么问。

“葬谁?”

“里面的他。”

“就在纽约这儿,”她说。“你以为在哪儿?咱们有一块地。我独自一人可不再上那儿去。”

“是呀。唔,我只是想问问准,”他说。

当她回进房来的时候,坦纳两手紧紧握着椅子的扶手。他的眼睛盯视着她,象一个愤怒的尸体的眼睛。“你答应过要把我葬到那儿去的,”他说。“你答应的话全不算数。你答应的话全不算数。你答应的话全不算数。”他的声音是那么干巴巴的,简直听不大见。这时候,他颤抖起来,手脚和头全颤抖起来。“把我葬在这儿,在地狱里燃烧!”他喊叫,然后向后倒在椅子里。

女儿打了一阵寒战,注意听着。“您还没有死呢!”她大声地长叹了一口气。“您还有很长时间来为这事烦心哩。”她转过身,开始把散落到地板上的几张报纸拾了起来。她的一头灰发披散在肩上,一张圆脸已经有点儿衰老。“您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些事情,我件件都给您做,”她咕哝说。“您就是这样胡发火。”她把报纸夹在腋下,说:“别对我说什么地狱。我并不相信。这是浸礼会的一大套顽固不化的鬼话。”接着,她走进厨房去了。

他把嘴抿得很紧,上面的假牙紧紧地嵌在舌头和上颚之间。不过泪水还是扑簌簌地淌下了他的面颊。他偷偷地在肩膀上擦了一下每一边面颊。

她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了。“和有个孩子一样够呛,他要来,现在来到这儿啦,他又不喜欢。”

他并没有要来。

“装着说不要来,可是我瞧得出。我说过您要是不想来,我也没法硬要您来。如果您不想象体面人那样生活,我对这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。”

“至于我,”她用较高的嗓音说,“到我要死的时候,我决不会挑精拣肥。他们可以把我葬在最近的地点。等我离开人世的时候,我会考虑到留在世上的人们。我不会只想到我自己。”

“当然不会,”另一个声音说。“你从来不是这么自私。你总是随时随刻照顾别人。”

“唔,我总尽力这样,”她说,“我总尽力这样。”

他把头靠在椅背上,这样坐了一会儿,帽子耷拉下来,遮住了他的眼睛。他抚养大了三个儿子和她。三个儿子全死了,两个在战争中牺牲,一个见了魔鬼。除了她以外,没有一个觉得对他应尽义务的人留下了。她结了婚,没有子女,象个女大亨那样住在纽约市。等回家发现他那样生活时,她便准备把他接来。她曾经把脸伸进那个小木屋的门里去,毫无表情地睁大眼睛望了一会儿。随后,她猛地一下失声喊叫起来,向后一跳。

“地上是什么?”

“是科尔曼,”他说。

那个老黑人蜷着身子,在坦纳床脚边的一张草荐上睡着了。他看上去象一张臭皮囊裹着一把骨头安排成的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形。科尔曼年轻的时候,看上去象一头熊,如今他老了,看上去象一只猴。而坦纳呢,情况正好相反。当他年轻的时候,他看上去象一只猴,可是等他年老了,他看上去象一头熊。

女儿又走回到门廊上去。两张藤椅的椅面靠在护墙板上,但是她没肯坐下。她从木屋向外走了大约十英尺,仿佛需要走那么远才能摆脱掉那种臭味似的。接下去,她把她的一番话说了。

“您要是没有一点儿自尊心,我却有。我知道我的责任。您把我抚养大,就是让我来尽我的责任的。如果您养大我并不要我尽责,那么妈妈是要的。她出身于平民,可并不是喜欢和黑人住在一块儿的那种人。”

这时候,那个老黑人惊醒过来,悄悄溜出门去,一个伛偻的黑影,坦纳刚好瞥见,悄没声地溜走。

她羞辱了他。他高声喊叫,使他们俩都可以听见。“你认为是谁烧饭?你认为是谁给我劈柴和倒脏水?他是假释出来交给我的。那个无用的混蛋在我手下干了三十年啦。他可不是个坏黑人。”

她并没有给他的话打动。“这到底是谁的小木屋?”她曾经这么问。“是您的还是他的?”

“他和我一块儿造的,”他说。“你回到你那儿去。我无论如何决不会跟你一块儿去的。”

“这小屋看起来也象是他和您一块儿造的。这是谁的地?”

“是有些住在佛罗里达州的人的,”他躲躲闪闪地说。他当时知道这是要出售的土地,但是他认为谁要是买下它,那就太令人惋惜了。同天下午,他才发觉情况大不一样。他及时发觉了,于是跟着她回来。要是他晚一天发觉了,他也许还在那儿,赖在博士的那片地上。

那天下午,他看见那个褐色皮肤、海豚形的身个儿大踏步走过那片田地时,马上就知道出了什么事,用不着谁去告诉他。要是那个黑人拥有全世界,而不是他现有的一片贫瘠的坑坑洼洼的豆田,那么他也会那样走过去,把野草踏开,粗脖子胀了出来,肚子成为他的金表和金表链的一张宝座。弗利博士。他不过部分是黑人。其余的是印第安人和白人的血液。

他对黑人说来是一位重要人物——是杂货商、殡葬人、法律顾问和房地产商。有时候他没用恶毒的眼光望着他们,有时候又那样望着。一定得有所准备,他暗自说,一面注视着他走近前来,一定得准备好从他那儿接过点儿什么,尽管他是黑人。一定得有所准备,因为你除了带来的这个皮囊外,没有一件东西可以给他看。而皮囊如今对你,就和蛇蜕一样没有用。政府反对你,你什么机今也没有。

他正坐在门廊上靠着小木屋放的那张直靠背上。“晚上好,弗利,”博士走上前来时,他朝博士点点头,说。博士在空地边上兀地一下停住,仿佛他那会儿刚瞧见他似的,虽然很明白的,他走过那片田地时早就看见他了。

“我上这儿来看看我的产业,”博士说。“晚上好,”他的嗓音很响,很急促。

是你的产业还没有多久哩,他暗自说。“我瞧见你走来,”他说。

“我新近买下了这儿的这片地,”博士说,说完没再望他,便向前走到小木屋的另一面去。一转眼后,他走回来,在他面前停下。接着,他很冒昧地走到小木屋的门口,把头伸进去。那时候,科尔曼也在屋里睡觉。他看了一会儿,然后转身走开。“我认识那个黑人,”他说。“科尔曼?帕朗姆——他喝了你们大伙儿做的私酒,要多久才能清醒过来?”

坦纳抓住椅面上的那些球形捏手,紧紧地握着。“这所小木屋并不是你的产业。只是由于我的过错,才造到了你的地上,”他说。

刹那间,博士把雪茄烟从嘴里取出来。“这可不是我的过错,”他笑了笑,说。

他就那样坐在那儿,向前望着。

“犯下这样的过错是不合算的,”博士说。

“我还没有发现什么合算的事情,”他咕哝说。

“件件事都是合算的,”黑人说,“如果你知道怎样安排的话。”他笑嘻嘻的,仍站在那儿,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个强占公地的人。随后,他回过身,绕到小木屋的另一面去。四下里一片寂静。他在寻找酿酒厂。

那正是杀死他的时候。小木屋里有一把枪。他干这件事再容易不过了,可是从童年起,由于怕下地狱,他对这种暴力行为一直十分懦弱。他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,总是凭机智,凭运气去应付他们。大伙儿全都知道,他对待黑人有一套办法。有一种应付他们的手段。应付一个黑人的秘诀就是,让他看明白他的脑力是没法应付你的。到那时候,他就会扑到你的背上来,知道你那儿有一件对他终身都有好处的事。科尔曼已经扑到他的背上三十年了。

坦纳第一次看见科尔曼的时候,他正雇了六个黑人在一个锯木厂里干活儿。那个锯木厂坐落在一片松树林的中央,距离随便哪一方都有十五英里路。他们是他雇用过的那种悲悲切切的工人,是星期一不来上班的那种。他们听到了传说的事情,以为有位新的林肯当选了总统,他这就要来废除工作。他用一把锋利的小刀驾驭着他们。当时,他的肾脏有毛病,使他的手不住地颤抖。他用削木头来强行使人看不出他那种多余的动作。他不想让他们瞧见他的手自动颤抖,他自己也不想瞧见或是促成这种动作。那把小刀经常在他那颤抖的手里恶狠狠地动着。四处,有些粗糙的雕像落到了地上——他从来不再去看看,就算他去看,他也说不上来那是些什么雕像。黑人把它们拾起来,带回家去。他们和非洲最黑暗的时期之间并没有间隔多少岁月。小刀经常在他的手里闪闪发光。不止一次,他兀地一下停住,用很随便的声音对一个半坐半靠、把脸避开的黑人说:“黑人,这把刀现在在我的手里,但是如果你继续浪费我的时间和金钱,那么它很快就会戳进你的肚子。”那个黑人总在这句话说完以前,就站起身来——慢吞吞地,不过他还是站起来了。

一个身材比他高大两倍、关节灵活的黑人,曾经逗留在锯木场的边上,看着别人干活儿。当他不看的时候,他就当着别人的面睡觉,象一头巨熊那样伸开手脚躺在那儿。“那是谁?”他这么问。“如果他想要工作,叫他上这儿来。要是他不要工作,叫他走。这儿不准闲人逗留。”

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谁。他们只知道他并不想要干活儿,别的事情他们全不知道,不知道他打哪儿来,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来,尽管他大概是一个人的哥哥,是他们大伙儿的亲戚。他一天没有理睬他。和他们六个人比起来,他是一个黄脸盘的、骨瘦如柴的白人,两手哆哆嗦嗦。他愿意等待着出麻烦,但不是永远等待下去。下一天,那个陌生人又来了。坦纳雇来干活儿的那六个人半个上午一直在看那个呆在那儿的闲人,后来,他们离开吃饭去了,离开晌午整整有三十分钟。他并没有冒风险吩咐他们早些来。他走到麻烦的源头上去。

陌生人靠在空地边缘的一棵树身上,眯着眼睛在观看。脸上的那种傲慢无礼的神气,并不能掩饰内心的谨慎。他的神气表示,这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白人,所以他干吗这么神气地走上前来,他决心要干什么?

他本来打算说:“黑人,这把刀现在在我的手里,但是如果你不从我眼前走开,……”不过等他走近以后,他改变了主意。黑人的眼睛很小,杀气腾腾。坦纳认为他身上哪儿大概也有一把刀,他会很乐意使用一下的。他自己手里的小刀活动起来,完全是给在他手上起作用的某种一时闯入的灵机操纵着。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雕刻什么,可是等他走到黑人面前时,他已经在一块树皮上挖出了半美元那么大的两个窟窿。

黑人的目光落到了他的手上,盯视着那儿。他的下颚松弛下去。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轻松自在地在划树皮的那把小刀。他凝视着,仿佛看见一种隐藏着的力量在那块木头上发挥作用似的。

这当儿,他自己看了一眼,很吃惊地看到一副眼镜架的连接的边框。

他把这副眼镜架从眼前伸出去点儿,由空洞里向外看,看过一堆刨花,往前看进树林,一直看到他们养骡子的那个围栏边上。

“你的视力不太好吗,小伙子?”他说,一面开始用一只脚在地上擦着,把一段铁丝翻出来。他拾起一小段捆干草用的铁丝。一会儿工夫,他又找到了一段,较短的一段,把那也拾起来。他把这些铁丝缚在树皮上。现在,既然知道自己要做什么,他倒并不匆忙了。等这副眼镜架做完以后,他把它递给那个黑人。“把这戴上,”他说。“我不喜欢看见有人视力不好。”

有一刹那,黑人本可以做一件什么事,可以接过眼镜架,用手把它捏碎,或者一把抓住小刀,转过刀锋对着他。他从那双模糊的、喝酒喝肿了的眼睛里恰恰看到了那一刹那:一把小刀戳进这个白人肚子给他带来的快乐,被一件别的事抵消了,他说不上来是什么事。

黑人伸手接过眼镜架,把眼镜脚很仔细地戴到耳朵后面,然后向前望去,以夸大了的严肃神情东张张西望望。后来,他直盯着坦纳,咧开嘴笑了笑,或是扮了一个鬼脸。坦纳也说不上来是哪样,不过他立刻感到眼前是自己的一个反面形象,仿佛动作笨拙和受到拘束是他们共同的命运似的。这个幻象在他能够辨认出以前便消失了。

“传道师,”他说,“你逗留在这儿干吗?”他拾起另一块树皮,没有望着它,又刻起来。“今儿又不是星期日。”

“今儿不是星期日吗?”黑人说。

“今儿是星期五,”他说。“你们传道师就是这样——一个星期天天喝醉了酒,所以哪天是星期日也不知道啦。你通过眼镜看到什么?”

“看到一个男人。”

“一个什么样的男人?”

“看到做这副眼镜架的男人。”

“他是白人还是黑人?”

“他是白人!”黑人说,仿佛他的视力直到这时才大有改进,他才看清楚似的。“是呀,他是白人!”他说。

“唔,你待他就好象他是白人,”坦纳说。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名字叫科尔曼,”黑人说。

从那时候起,他一直就没有摆脱掉科尔曼。你把他们中的一个人当猴儿耍,他扑到你的背上来,终身都呆在这儿,可是让人家把你当猴儿耍,你能做的就是杀了他,或者自行失踪。可他并不想为了杀死一个黑人而下地狱。在小木屋后面,他听见博士踢翻了一只水桶。他坐下等着。

一刹那,博士又出现了。他由屋子的另一面绕过来,用手杖使劲儿打着东一丛西一丛阿拉伯高粱。他在院子当中站住了脚,大约就在他女儿上午向他发出最后通牒的地方。

“你不属于这儿,”他开口说。“我可以告你。”

坦纳仍旧坐在那儿,哑口无言,睁大眼睛朝田野望过去。

“你的酿酒厂在哪儿?”博士问。

“要是这一带有酿酒厂,那也不属于我,”他说,说完把嘴紧紧闭上。

黑人轻声笑了。“你倒了运,是吗?”他咕哝说。“你过去在河那边不是有一小片地,后来又失去了吗?”

他继续细看着前面的那片树林。

“要是你想来给我经营那个酿酒厂,那倒不错,”博士说。“你要是不这么做,那么你不如收拾起行李走路。”

“我不用来给你干活儿,”他说。“政府还没有要强迫白人来替有色人干活儿哩。”

博士用大拇指擦了擦戒指上的宝石。“我不喜欢你,也不喜欢政府,”他说。“你预备上哪儿去呢?你预备上市里去,自己在比尔特莫大饭店里弄上一套房间吗?”

坦纳什么话也没有说。

“将来有一天,”博士说,“白人要替有色人干活儿的,你不如抢在大伙儿之前先干。”

“那一天对我来说,是不会到来的,”坦纳简慢地说。

“对你已经到来啦,”博士说。“对他们其余的人还没有到来。”

坦纳的目光掠过那一行树木最远的苍翠边沿,注视着下午灰白、辽阔的天空。“我有个女儿在北方,”他说。“我用不着替你干活儿。”

博士从表口袋里取出表来看看,又放回去。他对着自己的手背凝视了一刹那。看来他已经估量过,暗地里知道,一切来个天翻地覆的变化需要多少时间。“她不要一个象你这样的老爹,”他说。“也许她说要,可是那不大可能。就算你有钱,”他说,“他们也不要你。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。他们养活黑人,他们又把黑人撵走了。我自己赚钱,”他说,“那种事我从来没干过。”他又望望坦纳。“我下星期回到这儿来,”他说,“要是你还在这儿,那我就知道你是打算给我干活儿啦。”他逗留了一会儿,用脚后跟站着晃动,等候一个答复。最后,他回过身,开始穿过野草丛生的小路走回去。

坦纳继续朝那片田野望过去,仿佛他的灵魂已经从他身上给吸出去,吸进了那片树林,椅子上除了躯壳以外,什么也不剩了。如果他早知道是这样一个问题的话——是整天坐在这个无聊的地方,朝着窗外望去,还是替一个黑人经营一个酿酒厂,那么他就会替那个黑人经营这爿酿酒厂了。他随便哪天都会成为一个黑人的白奴。他听见女儿在他身后从厨房里走进来。他的心跳得快了,可是一刹那后,他又听见她扑通一声在沙发上坐下。她眼下还不打算走。他并没有回过身去望望她。

她默不作声地在那儿坐了一会儿,然后开口说话。“您的苦衷是,”她说,“您一直坐在那扇窗口,外面又没什么可看的。您需要点儿鼓舞的力量和一个发泄情感的办法。如果您让我把您的椅子转过来看看电视,您就不再会想到一些病态的东西了,什么死亡啦、地狱啦、最后审判啦。我的主。”

“最后审判就要来了,”他咕哝说。“好人和坏人就要给分开。遵守诺言的人和不遵守诺言的人就要给分开。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尽力做好事的人和不做好事的人就要给分开。敬重父母的人和咒骂父母的人就要给分开。……”

她大声喘了一口气,险些儿把他给淹没。“我浪费我的好话有什么用?”她问,说完站起身走回厨房去,敲打起东西来。

她身材那么高大、那么魁梧!在家乡,他一直住在一间小木屋里,但是那儿四周至少有清新的空气。他可以把脚踏在地面上。这儿,他甚至并不住在一所房子里。她住在一座鸽子笼般的建筑物里,里面有形形色色的外国人,他们全口齿不大清楚。这不是一个神志清醒的人所呆的地方。他到这儿的第一天上午,她曾经带他出去观光。他在十五分钟内就看出来是怎么个情形了。从那次以后,他就没有走出过公寓。他始终不想再踏进地下铁道,乘站着不动就会移动的自动电梯,或是通上三十四层楼的任何电梯。等他安安稳稳地又回到公寓里,他想象过跟科尔曼一块儿去观光。每过一会儿,他就不得不回过头,以确定科尔曼是不是跟在他的身后。沿里面走,要不然这些人会把你撞倒的,紧紧跟在我的后面,要不然你会给撇下,戴着帽子,你这该死的白痴,他曾经这么说。科尔曼边喘息边咕哝着,同时弯下身子蹒跚地快步走着。咱们在这儿干吗?你打哪儿得到上这儿来这个傻主意的?

我要让你知道,这不是一个好地方。现在,你知道了,你在原来呆的地方很不错。

我早先就知道,科尔曼说。你难道早先不知道吗?

他到这儿一星期后,收到了科尔曼的一张明信片,是火车站的胡顿代他写的。胡顿用的是绿墨水,信上说,“我是科尔曼——X——你好吗,老板。”下面,胡顿自己写了几句。“不要常到那些夜总会去,快回家乡来,你这混蛋。W.P.胡顿。”他回了科尔曼一张明信片,请胡顿转交给他,信上说,“你要是喜欢的话,这地方还可以。W.T.坦纳。”因为明信片得交给女儿寄,他并没有写上,等养老金支票一到,他立刻就回来。他不打算告诉她,只想留给她一张便条。等支票送来以后,他就叫一辆出租汽车到长途汽车站,然后便启程了。这样会使他们俩皆大欢喜。她已经发现和他呆在一块儿郁郁不快,而她对父亲的责任是令人厌烦的。如果他悄悄溜走,那么她就会很高兴地想到,自己曾经试着想尽责任,结果他却毫不领情。

至于他,他就回去,呆在博士的土地上,听候一个嚼一毛钱雪茄的黑人吩咐。而且不会象早先那么在意这件事。相反的,他却给一个黑人演员,或者是一个自称是演员的人,搞垮了。他并不相信那个黑人真是演员。

这幢大楼每层楼上有两套公寓。他到女儿这儿来住了三星期后,隔壁那套房间里的人搬走了。他站在过道里,看着人家搬出去。下一天,他又看着另一家人搬进来。门厅又窄又暗。他站在不碍事的角落里,只偶尔向搬家的人提点儿意见,使他们可以把工作办得轻松点儿,如果他们稍加注意的话。家具是新的便宜货,所以他断定搬进来的人也许是一对新婚夫妇,他要等候在一旁,等到他们来了,祝他们幸福。过了一会儿,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穿着一套浅蓝色服装奔上楼梯来,手里提着两只帆布提箱。因为他在用力,他的脑袋低着。在他后面,走着一个棕褐色皮肤的年轻女人,生着一头灿烂的黄铜色头发。黑人把提箱砰的一声在隔壁那套房间的门口放下。

“小心,亲爱的,”女人说。“我的化妆品全在那里面。”

当时,他一下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。

黑人咧开嘴在笑。他拍了一下她的半边屁股。

“别这样,”她说,“有个老家伙在看着。”

他们俩都转过身望着他。

“你们好,”他说,一面点点头。接下去,他便迅速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门。

他女儿在厨房里。“你猜谁租下了那边的那套房间?”他问,脸上显出了高兴的神气。

她猜疑地望着他。“什么人?”她咕哝说。

“一个黑人!”他用欢欣的声音说。“亚拉巴马州南部的一个黑人,要是我曾经看见过一个的话。他还娶了这个生着红头发、肤色深黄、生活奢侈的女人。他们俩往后就住在你隔壁!”他啪地打了一下自己的膝盖。“是的,大小姐!”他说。“要是不是他们,那才见鬼呢!”这是他到这儿来以后第一次有机会大笑。

她的脸顿时板了起来。“好,现在您听我说,”她说。“您别和他们接近。千万别走过去想和他交个朋友。这一带可不一样。我不想和黑人有什么麻烦,您听见吗?如果您不得不住在他们隔壁,您就只管自己的事,他们管他们的事。世上的人就应该这样生活下去。所有的人都能生活下去,要是他们只管自己的事的话。自己生活,也让人家生活。”她象只兔子一样把鼻子蹙起来——这是她的一个愚蠢的习惯。“在这儿,人人都自顾自,人人都生活下去。这就是您得做的事。”

“在你出生以前,我就和黑人们共同生活了,”他说。他又回到外面门厅里,等候着。他愿意打赌,那个黑人管保喜欢来跟一个理解他的人谈谈的。在他等着的时候,他有两次忘其所以,在激动中把烟草汁对着护壁板唾了一口。过了大约二十分钟,那套房间的门又打开,那个黑人走出来了。他打了一条领带,戴着一副牛角架眼镜。坦纳第一次注意到,他蓄着一把几乎看不出的小山羊胡须。真是风度翩翩。他向前走来,显然没有看见还有一个人在过道里。

“嗨,伙计,”坦纳说,一面点点头,但是那个黑人从他身旁走过去,没有听见他说的话,只是哒哒地快步走下楼梯。

坦纳心想,这个人可能是聋子和哑巴。他回进房间坐下,可是每次他听见门厅里有人声,总站起身走到门口,把头伸出去看看是不是那个黑人。有一回下午三四点钟,黑人恰巧由楼梯转弯的地方绕过来,他瞥见了他的目光,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说话,那个人已经走进自己的房间,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。除非有警察追赶,要不然他还从不知道有谁走得那么快。

第二天清早,他正站在过道里的时候,那个女人独自从她的门里走出来,脚上穿着涂金的高跟皮鞋。他想对她说一句“早上好!”或者只是点点头,可是他本能地叫自己小心。她不象他以前看见过的随便哪一类黑种或白种女人,于是他紧靠着墙,吓得了不得,假装是隐藏在那儿的。

女人不带表情地瞪了他一眼,然后回过头,走到远离开他的一边,仿佛她正由一个敞开的垃圾筒前面绕过去那样。他屏住呼吸,直到她走得看不见了。接着,他耐心地等候那个男人。

那个黑人大约八点钟走出来了。

这一回,坦纳断然地走上前去拦住他。“早,传道师,”他说。根据他的经验,如果有个黑人专喜欢绷着脸,这个称呼通常总会使他的脸色开朗。

黑人兀地一下站住了脚。

“我看见你们搬进来,”坦纳说。“我自己到这儿也没多久。这个地方并不怎么样,要是你问我的话。我想你大概也希望回到亚拉巴马州南部去吧。”

黑人没有再走一步或回答一句。他的眼睛转动起来,从黑帽顶向下移到那件无领的蓝衬衫上(蓝衬衫领口那儿扣得齐齐整整),再向下看到褪色的背带、灰色的裤子、高帮鞋,然后慢吞吞地又向上看。同时,一种难以理解的冷冷的怒火,似乎使他的身子发僵和收缩。

“我以为你也许会知道,我们在这儿附近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片池塘,传道师,”坦纳说,声音变弱了,不过仍然抱有相当希望。

黑人在说话之前,先发出一种气呼呼的声音。“我不是亚拉巴马州南部人,”他用一种气喘吁吁的呼哧呼哧声音说。“我是纽约市人。我也不是传道师!我是演员。”

坦纳哈哈大笑。“大部分传道师多少都是演员,是吗?”他眨眨眼,说。“我想你只是附带传道。”

“我不传道!”黑人喊起来,一面从他身旁冲过去,仿佛一大群蜜蜂不知从哪儿突然朝他冲来似的。他奔下楼梯,走了。

坦纳在那儿站了一会儿,才回进他们的房间。那天其余的时间,他坐在椅子里,盘算着是否要再试一次,去和他交个朋友。每次,他听见楼梯上有一个人声,就走到门口,朝外张望,可是黑人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才回来。他走到楼梯顶上的时候,坦纳正站在过道里等他。“晚上好,传道师,”他说,把黑人自称是演员的事完全忘了。

黑人停住,紧紧抓住楼梯栏杆。他浑身上下,从头到脚,颤抖起来。接着,他慢吞吞地向前走。等他走得很近的时候,他冲上来,抓住坦纳的两面肩膀。“我可不要听,”他低声说,“你这种羊毛帽子、红脖子、狗娘养的、老杂种穷白佬的瞎胡扯。”他屏住呼吸。随后,他的嗓音传来了,声调十分恼怒,所以近似大笑那样震荡。他的嗓音很高、很刺耳,又很软弱。“我不是传道师!我甚至也不是基督徒。我不相信那种瞎胡扯。没有什么耶稣,也没有什么上帝!”

老头儿觉得他的心在胸腔里坚硬起来,象一个橡树瘤似的。“你又不是黑人,”他说。“我也不是白人!”

黑人把他砰的一声推到墙上,还使劲儿把那顶黑帽子拉下来,遮到他的眼睛上,接着,他一把抓住他的衬衫前襟,把他向后推到他的敞开的门口,使劲儿把他推进了门。女儿从厨房里看见他茫然地撞到里面过道的门边上,摇摇晃晃地跌进了起居室。

有好几天,他的舌头在他嘴里似乎变得僵硬了。等它松动下来以后,它变得有原来两倍那么大,所以他说的话没法使她听明白。他想要知道的就是,政府的那张支票是否寄来了,因为他打算用它买一张长途汽车票,回家乡去。过了几天,他终于说得使她明白了。“钱来啦,”她说。“它只够付头两个星期的医药费。请您告诉我,您不会说,不会走,不会直截了当地思考,一只眼睛还刚开过刀,您怎么回家乡去呢?请您告诉我这一点,成吗?”

这时候,他才渐渐明白了自己当下的实际情形。他至少不得不要她明白,非把他送回家乡去埋葬不可。他们可以把他放在一辆冷藏车里运回去,这样他在路上不至于腐烂。他不想要这儿的任何殡葬人员来摆弄他。让他们立刻把他送走。他可以搭乘清早的那班车走,他们可以打一份电报给胡顿,叫他去告诉科尔曼。科尔曼会做其余的事情的,她自己甚至都不用去。经过了不少争论,他终于从她嘴里强行得出了那项保证。她会把他运送回去。

在这以后,他觉睡得很平静,身体也稍许好了点儿。在梦境中,他可以感到,家乡清晨的那种寒冷的空气从松木棺材的裂缝间透进来。他可以看见科尔曼红着眼睛在车站月台上等候,胡顿也站在那儿,戴着绿眼罩和黑色羊毛呢的护袖。要是这个老傻子呆在他该呆的家乡,胡顿会这么想,他就不会给装在棺材里乘六点零三分的这趟班车到来了。科尔曼把借来的骡车倒过来,这样他们好把棺材从月台上滑上大车敞开的后部去。一切都准备好了,他们两人紧抿着嘴,把盛着遗体的棺材朝大车慢慢移动。他从里面开始抓棺材板。他们把棺材扔下,仿佛它着了火那样。

他们站在那儿面面相觑,然后又看了看棺材。

“是他,”科尔曼说。“他本人在里面。”

“我猜,”胡顿说,“准是有只老鼠钻进去和他呆在一块儿啦。”

“是他。这是他玩的一个鬼把戏。”

“要是一只老鼠,他最好就呆在里面。”

“是他。弄一把铁撬来。”

胡顿咕咕哝哝说下去,一面拿了铁撬回来,开始把盖子撬开。他还没有把前面的一头撬开,科尔曼已经在跳来跳去,激动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了。坦纳用两手朝上一推,在棺材里跳起来。“最后审判日!最后审判日!”他喊着。“你们两个傻瓜难道不知道这是最后审判日吗?”

现在,他完全知道,她答应的事有多大价值了。他还不如相信用针别在上衣里的那封短信和在街上、货车车厢里或是随便什么地方发现他死了的陌生人。她除了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事外,什么也不能令人指望。她又从厨房里走出来,拿着她的外衣、帽子和套鞋。

“现在,听着,”她说,“我得到铺子里去。我不在家的时候,您不要又勉强撑起身四处走。您上浴室去过啦,总不会再要去。我可不想回来的时候,发现您摔倒在地板上。”

你回来的时候,压根儿就不会找到我了,他暗自说。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她那张愚蠢的大扁脸。他觉得有点儿内疚。她一直待他很好,可他对她始终只是一个老厌物。

“我走以前,您要喝一杯牛奶吗?”她问。

“不要,”他说。接下去,他吸了一口气,说:“你这儿房子很好。这是乡间很好的一个地区。我很抱歉,要是我生病给了你许多麻烦的话。想去跟那个黑人交个朋友,这是我的过错。”我还是一个该死的骗子,他暗自说,以此来消除这一篇话在他嘴里引起的那种令人厌恶的滋味儿。

有一刹那,她睁大眼睛望着,仿佛他正在失去理智。随后,她似乎又朝较好的方面想。“您是不是觉得.每隔一会儿说点儿这种愉快的话,会使您好受点儿呢?”她问,一面在沙发上坐下。

他的膝部很想弯曲一下。走呀,走呀,他默默无言地生着闷气。赶快走吧。

“有您在这儿真好,”她说。“我可不要您呆在什么别的地方。我自己的爹爹。”她朝他开朗地笑了,一面把右腿跷起来,把套鞋穿上。“在一个这样的日子,我真不想出去,”她说,“不过我非出去不可。您就坐在这儿,希望我不要滑上一跤,跌断脖子。”她把穿上套鞋的那只脚在地板上跺了一下,开始去穿另一只。

他把眼睛转向窗子。雪花开始积起来了,凝结在窗玻璃外面。等他再望望她的时候,她正站在那儿,象个大洋娃娃给戴上了帽子、穿上了外套。她把一副编织的绿手套戴上。“好,”她说,“我走啦。您肯定不要什么吗?”

“不要什么,”他说,“只管去吧。”

“好,那么再见,”她说。

他抬了抬帽子,露出一个有些灰斑的秃脑袋。过道门在她身后关上了。他激动得哆嗦起来,把手伸到身后,把外套拖到膝上。等他穿上外套以后,他歇了一会儿,等侯自己止住喘息。随后,他握住椅子的扶手,自己撑起身来。他的身子就象一只沉重的大钟,钟摆来回摇摆,却没有发出声音。等他站起来以后,他立了一会儿,摇摇晃晃,后来才立稳了。他突然产生一阵惊骇与失败的感觉。他决走不成的。不论死活,他决到不了那儿。他把一只脚挪向前,并没有摔倒,于是信心又恢复了。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,”他咕哝说,“我必不至缺乏。”他朝沙发那儿走过去,在那儿可以扶着走。他到了那儿。他已经启程了。

等他走到门口,他女儿已经走下那四段楼梯,到了大楼外面。他走过沙发,顺着墙壁慢慢往前走,一手扶着墙。没有人可以把他埋葬在这儿。他非常有信心,仿佛家乡的那片森林就在楼梯底下似的。他到了那套房间的前门口,把门打开,朝过道里望望。自从演员把他推倒以后,这是他第一次朝着过道里望去。过道里空荡荡,一股潮湿味。那张薄薄的亚麻油地毡散发着一股霉味,一直伸展到另一套房间的门口。那扇门紧紧关着。“黑人演员,”他说。

楼梯口距离他站的地方有十到十二英尺。他全神贯注地设法不必一手扶墙,也不必绕远路,就慢慢走到那儿去。他把两只胳膊从身旁伸出去点儿,笔直往前走。他刚走到一半,突然两条腿不见了,或者不如说是觉得仿佛不见了。他感到迷惑不解,低头看看,因为腿仍旧在那儿。他向前跌下,忙用两手抓住楼梯栏杆的柱子。他逗留在那儿,朝那道没有点灯的很陡的楼梯望下去,似乎从来没有对什么东西盯视过那么久。接着,他闭上眼睛,摔了下去,头朝下跌到了那段楼梯的当中。

他顿时感到他们从列车上抬下棺材,把它放上运载行李的大车时,棺材的那一下倾斜。他还是没有吭声。列车轰轰响着,驶走了。一刹那后,大车在他身下隆隆驶行起来,把他带回到车站的一边。他听见脚步声嗒嗒地朝着他越走越近,他猜想有一大群人正在聚集拢来。他们等着看见这个场面,他心里想着。

“是他,”科尔曼说,“他玩的一个鬼把戏。”

“是一只该死的老鼠钻进去啦,”胡顿说。

“是他。把铁撬拿过来。”

一刹那后,一道微微发绿的亮光照到他的身上。他抬起身,穿过那道亮光,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喊道:“最后审判日!最后审判日!你们这些白痴不知道这是最后审判日,是吗?”

“是科尔曼吗?”他咕哝说。

弯身对着他的那个黑人生着一张乖戾的大嘴和一双忧伤的眼睛。

“一个铲煤工人也没有,”他说。这个车站一定错啦,坦纳想着。那些傻瓜把我卸下来得太早了。这个黑人是谁?这儿天还没有亮哩。

在黑人旁边还有另一张脸,一个女人的脸——脸色苍白,一头浓密的、闪闪发光的黄铜色头发,愁眉苦脸,仿佛刚踩到了一堆大粪那样。

“噢,”坦纳说,“是你吗?”

演员弯下身凑近了点儿,一把揪住他衬衫的前襟。“最后审判日,”他用嘲笑的声音说。“没有什么最后审判日,老头儿。接受这个意见。也许,这对你来说是最后审判日。”

坦纳想抓住楼梯栏杆的一根棍子撑起身来,但是他的手抓空了。那两张脸,黑脸和苍白的脸,似乎在晃动。他凭着意志力,把两张脸集中在他的眼前,同时抬起一只轻得和气息一样的手,用他的最欢快的声音说:“把我扶起来,传道师。我是在回家的路上!”

他的女儿从食品杂货铺回来,发现了他。他的帽子已经拉下来,遮住了他的脸,头和胳膊全伸到楼梯栏杆的木棍之间,脚悬挂在楼梯井上空,象一个带上足枷的人。她发疯般地拖他,随后奔去找警察。警察用锯子锯断木棍才把他放下来,说他已经死去大约一小时了。

她把他葬在纽约市,可是葬完以后,她晚上失眠了。一夜夜,她辗转反侧,脸上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纹路,于是她又把他挖掘出来,把遗体运到科林思去。现在,她夜晚安歇得很好,脸上又恢复了早先的大部分光彩。

玛丽·弗兰纳里·奥康纳(Mary Flannery O'Connor,1925年3月25日——1964年8月3日),美国小说家、短篇小说作家和评论家,美国文学的重要代言人。

奥康纳毕业于佐治亚女子学院和爱荷华大学,信仰天主教。她共著有两部长篇小说、32篇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书评和影评。奥康纳是个南方作家,她的作品具有南方哥特式风格,并十分依仗区域背景和怪诞字符。奥康纳的作品也反映了她的罗马天主教信仰,并经常审视有关道德和伦理方面的问题。奥康纳的《短篇小说全集》(Complete Stories)在她去世之后的1972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,被网络读者誉为“史上最好的美国国家图书奖之一”。

posted @ 22-07-03 09:27 作者:admin  阅读:
快盈平台,快盈官网,快盈网址,快盈下载,快盈app,快盈开户,快盈投注,快盈购彩,快盈注册,快盈登录,快盈邀请码,快盈技巧,快盈手机版,快盈靠谱吗,快盈走势图,快盈开奖结果

Powered by 快盈 @2018 RSS地图 HTML地图